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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遗忘的才女 —《再读张爱玲》的阅读笔记

    引言:西方世界的张爱玲研究

    诚如浸会大学中文系黄子平教授所言,张爱玲是一个“五四主流文学史无法安放的作家”,她既不同于鲁迅所代表的革命文学,也与钱钟书与沈从文的文风有异。所以在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张爱玲长期占不上一席位。反而在西方现代中国小说研究,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以长于一直被奉为中国现代文学宗师的鲁迅之篇目来讨论张爱玲,并大力推许其《金锁记》,随着刘绍铭教授 1971 年将《中国现代小说史》翻译成中文,张爱玲的名气终于在学界大显。

    然而张爱玲却是在六、七十年代遇上最窘困的日子,她以英文创作《少帅》的路上累受挫折,丈夫赖雅(Ferdinand Reyher)中风,长年瘫痪卧床。赖雅逝世后,张爱玲先出任雷德克里芙学校驻校作家,然后应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UC Berekley)陈世骧教授的邀请,出任中国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1971 年 5 月,陈世骧教授在发表〈中国的抒情传统〉演讲不久突然猝死在办公室,张爱玲之后也离任,两年后移居洛杉矶,并隐居当地至 1995 年逝世,期间只有《雷峰塔》及《色.戒》两部作品刊行。由此看来,且与钱钟书与沈从文对比,张爱玲的人生终局不可不谓晚景凄凉。

    岭南大学中文系的许子东教授说过:“李欧梵是夏志清之后,王德威之前,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大家”。此话在张爱玲研究亦言,在夏公以后,李欧梵教授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1930-1945)亦设有专章论张爱玲,他从哈佛大学退休来港后又撰有《苍凉与世故:张爱玲的启示》一书。李氏在《上海摩登》直接把张爱玲和上海(尤其是四十年代的上海,时值日本控制,故另称“沦陷时期”)连系起来,并指出张的不少作品到处都见到上海小市民的影子。张自己亦言,有些作品虽以香港作背景,实则以其借写上海。

    王德威教授则撰有《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赞赏张爱玲为“祖师奶奶”,并意图建立一个“张派”谱系,把张爱玲和台湾的白先勇与朱天文、大陆的王安忆、叶兆言和苏童、香港的钟䁱阳等作家连系起来,指出他们各自承接继续了张爱玲的神话。难怪有人盛言夏、李、王三人为“最会读张的三个男人”。

    除了上述三位学者,不得不提夏济安和刘绍铭二人。夏济安教授乃夏志清教授之兄,早年在台湾大学外文系任教,乃李欧梵之师,又创立《文学杂志》,为白先勇、王文兴等台湾作家的提携者。不幸的是夏氏于一九六五年突然逝世,无缘见到《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的诞生,但他却留下了一份礼物:此书中的张爱玲一章译本正是出自夏济安的手笔。而刘绍铭教授除了七十年代主持《中国现代小说史》翻译的工作,亦先后写了三本与张爱玲有关的书《到底是张爱玲》、《张爱玲的文字世界》与《爱玲说》。

    回到核心问题,张爱玲在大陆文学史究竟如何从“被遗忘”上升到“被注目”?或许北京大学的温儒敏教授与香港中文大学的王宏志教授为《再读张爱玲》的文章可以给予我们一些启示。《再读张爱玲》是二千年岭南大学张爱玲学术研讨会众多文章结集而成的书,除了温、王二人,也有夏公、王德威、黄子平等教授之文章收入其中。

    张爱玲如何被大陆接受:由被忽略到街知巷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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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儒敏教授在〈近二十年来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先指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七十年代,张爱玲与钱钟书、沈从文、路翎、废名等作家被重新发现,当时他与其他北大研究生从图书馆库本发掘出他们的作品,在阅读的过程也同时改变他们既有的文学史观。随后他们又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现代小说史》原本,肯定自己艺术判断,即“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家”。温儒敏自己更尝试在中国社科院简报发表一篇译介《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字,并提到张爱玲。由此可见,七十年代乃中国大陆“重新发现”张爱玲的时刻。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得以进入大陆,大陆学人亦得见港、台两地评论张爱玲的文章,开始了“读张”潮流,从而开启张爱玲进入大陆文学史家及研究生论文视域。颜纯钧〈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赵园〈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均是尝试考察张的小说题材、手法与风格,并留意到其与新文学主流之不同,小心翼翼对其作出肯定。

    八十年代中期,大陆中国文学研究从纯粹为文化大革命受冤的作家作“翻案”文章,转向探索“边缘化”作家,尤其是张爱玲,以重新打量及调整文学史的敍述板块。一九八五年〈倾城之恋〉在《收获》的刊出,除了为文革后张爱玲作品首次在大陆刊物刊登,亦代表其影响开始跃出学术界,面向社会。很多学者在现代中国文学或文学史的课程必然提及张和她的作品,但在文学史书写却仍旧只字不提。温儒敏、钱理群和吴福辉一九八四年所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可算得上第一次把张收入大陆文学史,讨论其在上海沦陷时期的创作。

    同时“方法热”此时在学界兴起,在讨论张爱玲之时更多从其小说手法之特异作切入,如意象、象征、心理分析等。如胡凌芝〈论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饶芃子和董仲年〈张爱玲小说艺术论〉均重视对小说结构、语言和风格的分析,同时仍指出张如何揭示洋埸社会黑暗一面,肯定其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另有几篇文章开始探讨小说的人性内涵,并对其创作现代性特征的分析有更深入的分析,如宋家宏〈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其创作〉。

    而正如前言,“读张”风潮已经自学术走入社会。在〈倾城之恋〉获刊登后,张的早期小说集《传奇》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原本刊印,一九八七年散文集《流言》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之一获上海书店刊印。宁夏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广州花城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多部张爱玲小说集,温儒敏指出当时张“在政治上比较复杂”(按:张的第一任丈夫为著名汉奸胡兰成,又加上生活于沦陷时期的上海,不免沾上了“汉奸文人”之嫌。四九年以后又因为《秧歌》及《赤地之恋》两部小说而受中共排拒),所以出版社大多先以“研究和教学资料”之名出版这些小说,发现销路不俗,便争相出版,打着“现代通俗小说”之名。

    九十年代前期的张爱玲学术研究风气,从资深学人吹至年轻学子,温儒敏指出不少本科生和研究生都以张作论文主题,题目除了之前已有的小说意象与结构分析、心理描写,更有针对其文化模式及女性主义的评论。另外,有不少学者动笔为张作传,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五年初的四年间就有四本张传诞生(王一心《惊世才女张爱玲》、于青《天才奇女张爱玲》、阿川《乱世才女张爱玲》与余斌《张爱玲传》),前三本以书名之渲染吸引一般读者,文字上也讲求传记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余斌一书则重学理,对张的生平、身世、创作有细致的剖析,并吸收海外的张爱玲研究,这些传记之出现也促成前言的学术风气漫延。可以简单归纳说,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前期是张爱玲“复出”时期,不但影响了学界,也影响了当代大陆文学创作,如苏童和王安忆二人,可以说王德威提出有“张派”传人之说不无道理。

    与此同时,安徽文艺出版社于一九九二年出版四卷《张爱玲文集》,掀起一股盗版潮,打着“文集”、“全集”之名的出版物纷纷登场。尤其在一九九五年下半年,因张爱玲在美国突然仙逝,作品发行迅速火热起来,大陆不同媒体均对其“死”作出重点报道,仿佛使张“活”过来,令文学研究的“张爱玲热”遍及社会,令“张爱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为大众所接受,特别是她在文字中对世俗人生一切欲望以及平民生活的书写,道尽尘世男女悲欢离合,连系女性生命。当时流行的新写实主义、新市民文学、小女人散文都可以见到张爱玲文学之影响。

    张爱玲进入文学史之旅:从被排拒到被收编

    如果温儒敏教授的文章是关于张爱玲如何被大陆接受,王宏志教授在〈张爱玲与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史书写〉一文则是处理张爱玲进入现代文学史艰难之路,他首先指出张爱玲早于四十年代以《传奇》成名,却长期不见于现代文学史超过三十载。若非《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流传和部分介绍张及其作品的文章,可以说张爱玲“缺席”现代文学史之象只会持续下去。

    王氏指出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书写与教育不无关系,很多文学史书本身就是教授们自己的讲稿,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和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正是例子。但一九四九年以后,文学史书写除了与教育挂钩外,更要受国家政权的干预。在国家领导人眼中,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和中国共产党的崛起近乎同步,且不少文坛领袖或作家本身就是中共领袖或党员,包括陈独秀、茅盾、丁玲、郭沫若等人。所以文学不免和政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在一九五一年发表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 〉便有所体现,当中要求文学史课程“突出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作用,突出中共对新文学的领导及成绩,以证明新民主主义文学,是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作为中共建政后的第一本现代文学史书,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便是采用上述〈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 〉指导思想,但亦饱受不少批判,如过分着重文学的艺术性及收纳不少“资产阶级作家”及“反动作家”。而一九五五年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吸取教训,则明确以革命史的方式书写文学史,加强了政治事件和背景的描写,并把作家们按他们政治取态作分类为“革命”、“逼步”及“反动”,从而把不少作家清除出文学史记述。丁易又为个别作家立专章专节,包括鲁迅、郭沫若和茅盾。后来的文学史书写承袭此做法,并加上巴金、老舍及曹禺三人,“鲁郭茅巴老曹”六人便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正统。

    五十年代后期,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从个人写作转向集体写作,由大专院校学者或学生牵头编写。集体写作有利有弊:利在于容易征集资料,并可短时间内成书;弊即在使众多文学史变得千篇一律,毫无特色可言,尤其无法突出个别学者的专研成果。此种风气一直漫延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术活动得以恢复,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专家学者的集体作品。

    王氏接着讨论“张爱玲为何长期不得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此一问题,如果参照五十年代以降的文学史书写背后的思想,即以政治作考量,张爱玲显然不合格并受到批评。首先作为晚清名臣李鸿章的外曾孙女、“清流派”张佩纶的孙女,张爱玲就背上“出身不好”的污点,但李张二人跟她并无瓜葛,说不上可用来攻击张爱玲的理由。

    第二就是家庭背景,母亲黄逸梵为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女性,祟尚西方文化,非常前卫,她为张爱玲提供的生活质素和水平非常丰厚,从而影响张的价值观。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丝毫不隐瞒自己对钱的重视,她说:“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对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引自〈钱〉)。离开中国大陆后,她的散文谈跳舞、音乐、书、画、饮食,显示她作为中产阶级的品味与爱好。而且她又有个人主义色彩,重视打扮衣饰,这在不少跟张爱玲相识的人所写的回忆文字有所反映。

    王氏认为张爱玲不是对政治一无所知,但政治往往不是她考虑的因素,如她和胡兰成的恋情就是一个佳例。胡的政治取向、行为饱受非议一早为人所知,然而张却毫不理会,在知道胡仍有正妻全慧文的情况,仍然愿意下嫁胡,并容许胡与她人有染,可以看出她在爱情上的不理智,更何况政治。当然今日再回看,张爱玲也是可怜,毕竟胡兰成不仅是汉奸,更是一个出了名的负心汉。

    张爱玲在沦陷时期正好开始大量发表文学作品,例如〈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而这些作品大多刊登于“日伪”系统刊物如《古今》、《天地》、《杂志》,但正如张自己在《传奇》再版写的序所的一句名言:“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柯灵也说:“她(张爱玲)的主张是『趁热打铁』。”从此也可证明张个人主义的一面,对所有事情均是很现实,她不会理会刊物的政治立场,更何况在选择是否参加某些有“日伪”系统人士参加的社交活动,如一九四五年七月的《杂志》主办的“纳凉会”,张爱玲更与位列“上海七大歌后”的李香兰(山口淑子)留有合照(该合照收入张爱玲的《对照记》,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黄心村教授在〈光影斑驳:张爱玲的日本和东亚〉一文对此合照有深入讨论,文章收入林幸谦教授主编《千回万转:张爱玲学重探》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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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优先的情况,张爱玲根本不能被收纳大陆文学史书写。但王氏亦提出可以从文艺角度出发,从张自己的作品再了解为何她被排除文学史书写。如果再次留意她发表作品的刊物,不难发现它们大多是所谓“鸳鸯蝴蝶派”的刊物,所发表之小说大多写通俗爱情。而张自己的小说风格与阅读兴趣也倾向于通俗文学,例如《海上花列传》(她晚年投放心力在此书的翻译)、《二马》、《老残游记》、《离婚》、《日出》等。或多或少文学史家也就干脆把张视作“鸳鸯蝴蝶派”。而五四以降的主流文学论述,特别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推手,毫不含糊地把“鸳鸯蝴蝶派”推至对立面,加以批判,此种论述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更为加剧。

    且张爱玲在文字里有意无意流露出自己对左翼文学的不满、轻视。她眼中的文学之美就是悲壮、苍凉,她不写战争、革命,只是恋爱,她相信“以人生的安稳作底子”的文学作品才是好。纵使她说这些话并不是直接冲向左翼文学,更多是当时人们推许的抗战文学。而且张可以说对无产阶级文学毫无兴趣,不会亦不打算写,并故带幽默对之作嘲讽。柯灵在〈遥寄张爱玲〉如此说道:“一九四九年,在张爱玲看来,对她无疑是灾难。”王氏强调张爱玲去国后的行为并不能够解释为何张爱玲不能进入文学史,因为文学史家在五、六十年代写书时,张爱玲可能根本未写成作品,或是让它们流传至大陆。不论她为美国新闻处翻译的反共文章,或是写了《秧歌》与《赤地之恋》这两部反共意识浓郁的小说。

    王氏随后论及八十年代昙花一现的“重写文学史”运动与张爱玲的关系,此运动提出把文学史从政治革命式的书写解放,主张以文学史家的个人审美及艺术观作评价作品之标准,且提倡打破现、当代文学二元划分的格局,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此一观念来涵盖,更重要是提出恢复个人书写的文学史书写法。“重写文学史”运动和《上海文论》很快受到中共打击,因为在《上海文论》刊登的大多都是直接批判如丁玲、茅盾、赵树理、郭沫若、柳青及郭小川等重要左翼作家的文章,甚至直指毛泽东自〈在延安文艺座谈的讲话〉(即著名的“延安整风”)以降的文艺政策。但仍不能说运动完全失败,至少现、当代文学之分终究被打破,代之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且亦出现个人书写的文学史。一九八四年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乃时隔近三十年后首部个人文学史着,而张爱玲亦借机得以走入中国现代文学史里。

    但成功进入了文学史以后,文学史如何评论张爱玲也是一个问题,王氏指出黄修己虽没有明言,但或多或少他是有读过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要不然他不会加上张爱玲,然而受政治、文化格局所限制,他只能依从既有模式和重点去发展对张的论述。在他的论述结尾,为了表示政治正确,他说:“这已经预示了当人民革命风暴来到后,她的思想将趋向反动。”

    之后不少文学史家承接这种论述,并指出要读懂张爱玲就需要了解她的家庭与生活背景,即:她生于一个败落的官绅家庭,却又活在近代中国最摩登的上海,这样建立其思想和作品的思想内容,即“处在洋化环境里却依然顽固地存留着的中国式封建心灵”,以及“西方的所谓现代文明和东方的古旧腐朽的封建文化十分荒诞地结合一起”。有部分文学史家更点出张的作品“既不同于左翼作家从社会剖析的角度写洋场,也不同于新感觉派的都巿小说”。即使张也写爱情,当中“既没有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男女恋爱中的纯真,也没有笼罩着古风的旧式婚姻的纯朴”。王氏直言:“张爱玲之所以为张爱玲,并不在于她写了一些反映大家庭没落或人生和人性丑恶的小说,这在不少的『主流』作家的作品中也有足够的描述。张爱玲的价值,在于她怎样去把这些她所熟悉的(甚至其他人也熟悉和写过的)主题写出来”。柯灵更说:“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张的高超文学技巧正是其长。

    张爱玲作品艺术技巧继而在九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得到肯定,指其具备杰出艺术才华和把握艺术技巧的能力,堪称中国现代一流的小说家。她的小说最大特色即在于新、旧的混合和交接,“亦洋亦古、亦中亦西、亦雅亦俗”,承接传统章回小说,注重故事性,又融入家庭伦理、市井风味等都市民间文化精神,且加注现代文学对人性关注、道德关怀、心理探讨与描写。可以发现文学史家侧重于张爱玲的“非政治”性,赞赏其艺术成就。但张爱玲五十年代充满政治意味的作品却只字不提,不能在文学史展述,王氏认为这是不能回避。

    王氏在细读大陆不同文学史对张爱玲的论述后,和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论述加以比较,表示这些论述毫无震撼之感,毕竟张爱玲名字沉寂了一段时间,夏志清的声音有振耳欲聋之效,令其被在七十年代重新发现,而且占了书中不少篇幅。而大陆张爱玲研究文章日趋增多,文学史书写往往落后于研究成果。另外这些文学史没有打破原来论述格局,对史家言张爱玲只不过值得多一点点讨论的作家,和钱钟书、师陀、戴望舒、朱湘、李劼人、丰子恺、徐訏、无名氏……一样被重新引入,这和夏志清的情况有异。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明言文学史家首要工作为发现及评审优美作品,也就解释为何他着力于书写被遗忘的作家和作品。他对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师陀、姜贵给予前所未有的评价,设专章论之;大陆文学史家则是努力为张爱玲寻找位置安放,大力肯定她的文学艺术,却有意无意把她视作于主流、正统以外,可见两者之不同。

    小结:“张看”的方法

    本文只是一初步归纳中国大陆在过去四十年如何接受、如何接纳张爱玲的文章,可以是一个历史回顾或是阅读笔记,并无对张自己的文本及改编的讨论,毕竟笔者年轻,未有前辈学者般深厚之功力。适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何杏枫教授 2018 年出版《重探张爱玲:改编.翻译.研究》,许子东教授去年亦出版《细读张爱玲》。何杏枫教授除了探讨电影、话剧对张爱玲小说的改编,更讨论了张的散文及近年出土的《少帅》,许教授之书则为一评论集,综合探讨张爱玲一生不同时期的作品,由第一本小说〈第一炉香〉到晚年的《小团圆》,尝试提供不同“阅读张爱玲”文本之方法,值得大家阅读。

    参考书目:

    • 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年)。
    • 何杏枫:《重探张爱玲:改编.翻译.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18 年)。
    • 许子东:《细读张爱玲》(香港:皇冠出版社,2019 年)。
    •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 年)。
    •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 年)。
    • 李欧梵:《苍凉与世故:张爱玲的启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 年)。
    • 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山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年)。

    作者自我简介:

    本名罗颢熹,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本科生,兴趣多元,对明清哲学、文学、历史有所深究,近年涉足东亚政治、公共政策、伦理学及近代中国史之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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